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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盛产骗子的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时间:2017-01-07 作者: 煤炭资源网
核心提示:历史学者丁东写过一篇《牟宜之识破李万铭》的文章,说的是解放初期一个名叫李万铭的身份骗子,伪造了“干部简历表”,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了给中南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将其履历编造为1936年参加革命,并列举罗瑞卿、王...

历史学者丁东写过一篇《牟宜之识破李万铭》的文章,说的是解放初期一个名叫李万铭的身份骗子,伪造了“干部简历表”,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了给中南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将其履历编造为1936年参加革命,并列举罗瑞卿、王震、陈赓、陈伯达、胡乔木等为证明人。中南局组织部深信不疑, 将其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分配至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秘书主任,并参加了中国农民访苏参观团。后来又升任人事处副处长、机关党总支书记。李万铭还称自己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参加过解放汉城、平壤的战斗,当地机关、企业、学校纷纷邀请他作报告。他便戴上奖章,到各种集会上侃侃而谈。后经中南农林部向中央林业部请示,于1953年9月将李万铭调至林业部任行政处长。

李万铭的骗局只是因为偶然才被牟宜之识破。事情败露后,老舍响应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号召,写成话剧《西望长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轰动一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通讯《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李万铭案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葛优在老舍话剧《西望长安》中扮演栗晚成(即李万铭)

看得出来,李万铭是个善于作“革命扮相”,十分能说会道的人,而且他说的又总是普通人听了准会深信不疑的革命语言。人们经常凭常识以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所以,但凡见到不认识的人,除了面相体态、行为举止,他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经常就成了猜测和判断他身份的依据。当然,准确不准确那就难说了,因为说什么话,怎么说是可以装的,也是可以假扮的。要理解李万铭为什么能成功地进行“政治行骗”,不妨回顾一下他的一位早期苏联先驱和同道--政治行骗的经典人物奥斯塔普·班得尔(Ostap Bender)。

一、成功的骗子

奥斯塔普·班得尔是1920年代苏联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里的一个人物,这个年轻人出生和成长在旧俄时代,但却很快地谙熟了“苏维埃语言”。他凭着这套语言功夫,与政府机关和官员打交道已经游刃有余。但这还不算,他还自称是1905年俄国革命英雄施米特中尉的儿子,他将“革命后代”的身份元素符号与“苏维埃人”的语言元素符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里左右逢源、处处“有贵人相助”,所以得以心想事成,是一个成功的“苏维埃骗子”。

以研究俄罗斯-苏联社会文化著称的俄裔美国批评家、社会学家费兹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掉面具!20世纪俄国的身份与面具》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早期苏联社会中的“奥斯塔普现象”--那种用“苏维埃的那一套”在苏维埃社会中的成功行骗

费兹派屈克

在“苏维埃的那一套”中,最重要的是“苏维埃语言”。1920-1930年代,在苏联专制官僚主义的社会里,谁要想玩得转混得开、要让人服服帖帖为你办事,谁就得会说新的“苏维埃语”。“苏维埃语”是一种用意识形态教义支撑起来的名词、概念、术语、革命形象、英雄象征等等混合体。一般人习惯了对权威人物毕恭毕敬,光凭你说话的“苏维埃官派”腔调,就会觉得你有来头,有身份有背景,因此不仅会对你唯命是从,而且还会主动巴结你,讨好你。

“苏维埃语”是一个政治扮相的道具,也是一个面具。“奥斯塔普现象”因此也成为苏联权力本位制的等级势利和权力崇拜的象征。在1920-1930年之后的苏联,“奥斯塔普现象”延绵不绝,变化发展,成为苏联犬儒主义社会文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奥斯塔普现象”成就了最早一代的假面苏维埃人,开创了苏联人的假面文化传统。但是,奥斯塔普的子孙和传人却并不只是在苏联繁衍,李万铭不过是奥斯塔普无数子孙和传人中的一个而已。

“奥斯塔普现象”是一种聪明人欢迎和利用革命改天换地的方式。革命是颠覆固有身份和面目的强大动力。新社会的光荣身份代替了旧社会的尊贵身份,造就了新的身份等级。在新的身份等级支配下,旧时代过来的人必须换上新的面目。对于特别机灵、善于改换门庭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浑水摸鱼、谋求进身的好机会。整个社会开始学习使用一套标志新社会的新语言和新身份符号。奥斯塔普是个头脑灵光的人,他比别人更快地学会了新语言,占了先机。

虽然苏联从一开始就讲究“阶级成分”,但一直要到1933年底才开始实行国内身份证(1932年12月31日颁布在国内恢复身份证的命令)。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是骗子施展身手的好时机。费兹派屈克在研究中发现,最容易得逞的办法就是“冒充干部,说一套令人敬畏的,大多数人尚未学会的‘苏维埃’官话”,再配上“过得硬”的政治身份证明,有了这两样,那就一准能产生奇效。[1]

1920-1930年代苏联有很红火的证件黑市,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假公章和公用信签、假身份证、党员证和团员证、工会会员证、工作证、护照、居民证、苏维埃地方政府出具的身份或成分证明等等。1933年实行个人身份证后,购买假证件变得更困难了,也更危险了,但仍然还能够买到。(271-272)

在苏联,假冒身份是犯罪行为,苏联刑事法规定,谋财诈骗和伪造证件都是违法的。费兹派屈克指出,造假之所以不难成功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官僚制度办事样样都要求证明文件;第二是官员只看证明文件,不管别的,因此容易受骗;第三是取得伪造的证明、文件相对比较容易。(272)

在当时的苏联社会里,有的证明文件特别有用,所以也是骗子的最爱。有一个1925年捕获的骗子,25岁,拥有一张革命前即已入党的党证、一张工会会员证、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会员证、沙俄时期政治犯协会的会员证,还有证明他参加1905年革命的官方文件。拥有假证明、假证书的不都是骗子,许多诚实的普通人也不得不用假证明来掩盖自己的坏成分或不良社会关系。(272)

果戈里的《巡按使》是一个经典的俄国身份骗子故事,但故事里的骗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自己设下了骗局,完全是地方官吏巴结讨好成全和造就了这位骗子。与这个被动的骗子相比,苏维埃的新骗子要主动得多,也更有创新精神。早在17、18世纪,俄国就有冒充名人、要人和他们的亲属,甚至冒充沙皇的骗子先例。他们的传人在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时代绵延不绝,但那些是按新的政治标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设下的的新假面骗局。

新骗子故事或传奇是1920年代不少苏联作家喜爱的题材,当时苏联社会中有很多真实事例,报刊上时有报道。《十二把椅子》的两位作者说,“马克思的假孙子,恩格斯子虚乌有的外甥,卢那查尔斯基的哥哥弟弟,还有著名无政府主义亲王克鲁泡特金的后代”都跑出来四处游荡。更不要说某烈士的儿子,某司令某政委的养子了。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讽刺小品《假的迪米特里》(The False Dmitri)讲了一个身份骗子的故事,他冒充是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查尔斯基的弟弟到一个外省的政府机关去诈骗,自称是莫斯科派来到这个机关当领导的,不幸在来上任的路上被小偷盗走了证件、钱包和公文包。地方干部知道,“我们机关的领导刚被召唤到莫斯科去,……新领导马上就来了”。他们殷勤地为他提供衣物,还预支给他50卢布的薪水,这之后,这个骗子也就逃之夭夭。

1926年,《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有一位自称是霍加耶夫(Faizull Khodzhaev,乌兹别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骗子,到南方多个城市巡察,从市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们那里骗得了钱财。上面来的领导,下面的官员自然不敢怀疑他的身份。他们只顾着谄媚和孝敬,让冒充上级领导的骗子有了钻空子的机会。(273)

身份骗子冒充得最多的是名人亲属。光伏罗希洛夫(红军将领,政治局委员)一个人收到的“失散亲属”来信,就足以在他的档案中成为一个专门的“部分”。冒充“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的也大有人在,以这种身份行骗当然都不是奔“革命光荣”而去,老革命和老同志能享受到一般民众所没有的“待遇”,更不要说社会荣誉和地位了。

还有利用人们知道干部有待遇来行骗的。有一位名叫伊诺泽姆采夫(Leonid Inozemtsev)的骗子,他行骗的办法是专门给一些去世后不久的中层干部的家属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政府为表彰他们亲人的革命贡献,让他们可以在“特供商店”以低价购买食品和其他商品,这些家属觉得挺光荣,又有便宜可讨,自然信以为真,于是订了货,把钱交给骗子等着拿东西,可是骗子拿了钱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二、久假不归的假面社会

费兹派屈克研究1920、1930年代的骗子故事,不是为了在故纸堆里找稀奇古怪的故事,而是为了透视当时的“革命社会”形态。假冒身份一定是假冒有利可图的身份。假冒者的身份可以是假的,但他假冒的身份却一定是真的,而且是真的“好身份”--模范、标兵、英雄、某某长官、革命干部的子弟或家属。一个人拥有了这种身份,不管实际上是个怎样的人,都能自动得到许多人的谄媚和巴结,在人群里受到羡慕或敬重。有这么一个苏联笑话:

地区党员会议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主席致辞:“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看看革命后党的成就吧。这边坐着的玛利亚,革命前怎么呢?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只有一身衣服,没有鞋子也没袜子。看看现在的她吧,是我们全区的挤奶能手。再看看伊万,以前是村里最穷的人,没有马,没有奶牛,连斧子都没有一把。现在呢?一个有了两双鞋子的拖拉机手!再看看托诺芬·斯米诺维奇·阿列克西耶夫--以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醉鬼、败家子,冬天铲雪都没人肯借一把铁铲给他,因为他见啥偷啥。今天,他是我们区的党书记!”

在旧俄时代,谁如果想要假冒有身份的贵族,就得假冒贵族的教养、社交习惯、谈吐举止,那是极不容易的。但是,假冒那些庸俗、低能、愚蠢的中小官僚却并非难事。在苏维埃时代,有利可图的假冒对象是革命烈士、老革命、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后辈或家属,无须假扮什么教养、礼仪,只要能娴熟地用“苏维埃的那一套”说话就行。身份骗子不仅娴熟“苏维埃语”,而且对官场文化和官僚素质弱点了如指掌。那些最容易上当的官员都是缺少教育、唯命是从、僵化服从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机械地照章办事,认的只是官方的证明和文件,谁的来头大就怕谁听谁,既不会独立思考,也无从独立判断。

除了精明狡猾,善于观察和利用别人,这些苏维埃骗子们的最大特色便是充分了解周围的人在怎样对待他们,他们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苏维埃想象力。不只是奥斯塔普·班得尔成为最受欢迎的小说人物,现实生活中的骗子故事也让大众津津有味,经常让记者甚至官员觉得甚是佩服。戴上官方意识形态为你准备的面具,用它那一套“正确语言”侃侃而谈,就能把你打造一个在制度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

费兹派屈克写道,“骗子是一个以他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做出精明观察的人。骗子成功的诀窍在于能够熟练掌握当代社会和官僚行为的规则,取得别人的信任。”(269)。骗子并不生活在一个普通人所知甚少的隐秘世界里,对于许多人来说,“骗子奥斯塔普·班得尔的世界--那个骗子行骗,法律不遗余力追捕和惩罚骗子的世界,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一点作假和扮相的本领”。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犬儒的社会。(271)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政治身份骗子能大行其道、左右逢源,那么一定存在着许多很容易欺骗的上当受骗者。上当受骗不一定是因为智商低、没头脑、教育程度不高,而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政治头脑、有思想觉悟高、崇拜革命文化、信任英雄模范、熟悉革命语言、对“革命前辈”怀有真挚的崇敬。在一个讲究政治原则、思想正确、革命路线的国家里,人们习惯于用这些来进行他们的日常思考,这就会从四面八方形成由骗子和受骗人共同协作的骗子文化。骗子不一定就是奥斯塔普·班得尔或李万铭这样的人物,也可以是持有真实“履历表”或“真实背景”证明的人们。他们是历史上没有问题的扮相者和假面人,高职位和低职位的都有。

在存在骗子社会文化的环境中,骗子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人们普遍的服从和讨好心理,无须很高明的欺骗手段就能达到目的。李万铭的骗术就是相当拙劣的,据知情人回忆,“他在武汉市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在机关、学校到处作报告,由于没有镶红线的志愿军军裤,就用红铅笔在绿裤上画一条红线;没有勋章、奖章,就把当时苏联画报上刊登的勋章奖状画面剪下来,包上一层玻璃纸,缝在上衣上;李本人有严重的口吃病,竟说成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方毒气熏的。” 就凭这样的骗术,李万铭便能在社会里和官场上畅通无阻,官运亨通,甚至他天生的缺陷也能成为傲人的政治资本。他为自己缺陷提供的借口虽然拙劣,但符合一般人的“革命想象”。

欺骗这样的一群人,骗子甚至都不必顾虑说的话是不是真实,只要能利用他们的想象,让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把它认定为真实的,那就可以了。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这种“被想象的真实”,他们习惯于接受这种真实,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他们确实是轻信易骗的,但他们并不天生如此,他们是被训练成这个样子的。

1920年代初部分苏联人学习扮演或假扮“苏维埃人”的面相,那是苏联假面文化的一个形成期。费兹派屈克指出,这种假面文化要经过不止一代人才能充分完成。在苏联,一直要到1960年代,整个社会的“苏维埃人”化才算告成。1920-1930年代,最初是少部分人“先苏维埃人起来”的那种假面文化试验,40年之后的196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个很少有人还真相信的权力摆设,但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一意识形态恰恰已经俨然成为所有苏联人独一无二的“政治信仰”。这时候,假面和扮相已经成功地发展为几乎全体苏联人的第二天性和自然禀性,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特征或“国民性”。

降生在他们那个“苏维埃人社会”里的婴儿不再需要改造,他们会在这个假面社会里,像在自然环境中那样长大成人,自动地成为下一代的苏维埃人。他们甚至也不再需要经过一番刻意的改貌或扮相,因为这就是他们与天生无异的貌和相。假面和扮相的文化因为自然如此,而成为苏联人所知道的唯一真实文化,整个社会都已经进入了久假不归的自动再生状态。

到了1960年代,所有的苏联人说的已经都是“苏维埃语”了,苏维埃语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俄语,而在这之前的俄语在他们耳朵里则一听就是陌生的了。他们听到那些早年侨居海外的俄国人说话,一下子就能听出不是“自己人”。费兹派屈克说,1960年代的苏联社会“已经不再是由正在学说‘布尔什维克语’的个人所构成的了,……老一代人已经学会了这套语言,而对年青人--也就是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母语”。对在“新社会”里出生和长大的苏联人来说,除了“布尔什维克语”(“苏维埃语”)之外,他们不会说任何其他语言,就算他们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而不只是俄语,在他们的头脑里,也都会自动翻译成“苏维埃语”。(25)

1991年苏联制度崩溃,人们首先察觉到的并不是政府机构的变化或者政治路线的改变,而是“苏维埃语”不再被使用了,当人们不再需要说“苏维埃语”,也确实不再说“苏维埃语”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完了。

注释

[1]Sheila Fitzpatrick, Tear off the Masks!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文中来自此书的引文皆在括号中注明页数。

(本文《苏维埃语和苏维埃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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